《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奥]彼得·西拖罗夫斯基著 贾辉丰 惠娟译
本书作者是奥地利著名记者，当年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本书通过纳
粹子女的语言，以全新的角度在深层次上，向我们揭示了纳粹后代的生活如何受到其
父母罪行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心态和反应。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中，我们可
以看到人性的深刻剖露，意识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避免50年前那场悲剧的重演。
本书出版后曾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下文书选自本
书。
斯特凡妮：是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我爸爸的老爷子给人处决了。就在战后
不久，有时，我妈发神经时，就数落我说，我像我爷爷一样，魔鬼附体。上帝会惩罚
我的。不用等多久了。可我不会让人把我逼疯，我们不能提到爷爷，只有折祷时才行。
他们乞求上帝怜悯我爷爷，保证一辈子为他赎罪。问题就在于，怎么赎罪？他们毁了
自己，还要把我也招带上，就因为老老爷子是纳粹时代的个一大人物。我从照片上见
过他，看上去真威风。黑制服，长筒靴，帅极了!瞧那头发，那双眼睛。我敢保证，人
人都怕他。不像我们老爷子，见谁都怕。
不管你说纳粹什么，他们确实伟大。至少是那些男人。女人惨点儿，衣衫肥大，
头发凌乱、不用管她们了。那年月一定很带劲儿，学校里放过那时游行和集会的影片。
意气风发！今天哪还见得到这种事儿，是的，我有一个姐姐。我不想谈她。我们的关
系不很好。她比我大三岁，处处都与我相反。好得没边儿。永远温文尔雅。和善得让
人心烦。她学医，准备当精神病医生。她的口头就是“助人为乐”。有一次她同奶奶
差点动手打起来。两人整天跟仇人似的。布丽节特，就是我姐姐，总跟奶奶抬杠。问
奶奶我爷爷怎么能够参与那些罪行，她对他难道没有任何影响？可怜的老太太人不知
该怎么办好。她脸也红了，气也不顺了，火冒三丈，她说：”他不是罪犯、他是英雄!”
她过去和现在都为他自豪，虽然他们杀了他，她还是永远爱他。于是布丽吉特也串上
了。来来回回就是这套、象在台上扮戏，而布丽吉特就像她曾经历过一切，当时她就
在那里。
你想不出她都做了些什么来摆脱沉重的负罪感，赎罪，和解--笑话。为什么？这
又关她什事，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要怎祥。她不过是个只会哭鼻子的大娃娃。每年她都
去以色列。在一个营地里无偿工作。数数她参加的委员会吧，和平委员会、国防和解
委员会、反排外委员会、犹太教一基督教和睦委员会。我见了她就头疼，总有一天，
她会组织一个舔屁股委员会。自任主席。
你问我为什么对她这么恼火？就是她这样的人毁了我们。以大姐姐为榜样7别让
我笑绰大牙，我学她什么？有人吐她一口，她得赶紧递杯水。怕人口干了，人家把一
杯啤酒扔她脸上，她还装成是下雨了，她和她的朋没有自尊。他们比救世军还糟。难
道这就是新德国人，未来的精英，受过高等教育，我们今后的政治领导人？我个认为
这不是人道主义，我说这是自虐，窝囊废，当然，我也不赞成恢复从前的一切。但因
此。我们就要坚强起来，防止这种情发生。靠我姐姐和她那些朋反？如果他们掌权。
我立刻移民。上哪儿去？哪儿都成，只要离开这儿，离开这些孬种，要是我能选择，
我去没输过战争的国家，至少得过去五十年没输过。好歹让我生活在胜利者中间，再
不跟这些永远的失败扎堆儿，瞧人家法国人，他们多为自己的祖国骄傲。或者英国人，
甚至俄国人。他们有谁会在国外隐瞒国籍？我姐姐到别的国家时，只讲英语，免得给
人当成德国人。想想吧！
苏珊娜：我十六岁时、父亲带我去奥斯威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
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
那一天。旅游团还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
害者的子女。父亲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
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
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
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据他
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起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
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
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
次也没*岬焦噶舜砦螅蛩且怀∽锒裰械墓*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
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地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
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
一切都改变了。而巨。还不止于此。1962年。我高中毕业后，决定学习心理学，但
随后又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我们1965年结婚，1966
年，生下了儿子迪特尔。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
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
一切可能给予帮助，譬如建议、书等等，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得很简单，而且真的
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
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
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
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
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硫远。他几乎从木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木
再谆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汕，问他们小
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战
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
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日的世界，而
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
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
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
赫斯持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脑回他的房
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地淡谈，解释一下“那时”、
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
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事情过后几屋期，
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日文件。“你知道一
家叫科菜格的人吗？”他闷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
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
一边拿起其中一件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
不清他要做什么，闷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
然后，非常乎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菜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年，他们死
于奥斯威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外。”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
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湃过这些吗？”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
悔，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
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期待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恃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
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持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
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
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
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
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姑，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
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
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待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
法打断他，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论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
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热闹
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
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人、
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无济于事。
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根认真。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
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
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作出选择。
西比勒：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卫军，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他对我说，他
那时做的，都是开会时领人入座一类的事情。有一次希特勒到巴特戈德斯贝格。他还
做过卫兵。他说他想傲一个有用的人。其实我对他在战时做过什么，并不感兴趣。我
真的相信他什么世没做过。至少他和集中营或者灭绝营无关。我所担心的是后来发生
的事情，是战后他顽固不化的思想，他没完没了的说教，真是糟糕透顶。他一直没有
停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可能是最后六个月，他那时已病得很厉害。一年以后的
1968年，我和父母最后决裂了。我一夜之间变“红”了。在波恩，我爱上一个共产党
人，他借给我一本恩斯恃，菲舍尔的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
情F国快便开始感到不安。当然，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周后，我收到父亲的一封
信。我拒绝回家与父母共度圣涎节。他发火了。地在信上说，他不能理解我的极端自
私，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这些下等人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得丝毫
不留痕迹。地说，我对男人一无所知，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
抢走。男人是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二十五年
后发生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
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
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扬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
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纯粹身份
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人伍时，他
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
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粟。我父素至死是个法西斯分子。其实，他
在战时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难以想象我的三个哥哥挨打的情形。
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背诗，稍一结巴，父亲就打他，我至今仍能听到他的叫声。母
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房间。她对我说：“父亲要杀了埃里希，我们还是走开吧。”
后来我们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情况真是糟透了，因为没有邻居，不用担心被人听见。
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绝不再住独门独的房子。
我二十一二岁时。总想要自立。但是我的许多性格仍使我感到害怕，尤其是缺乏同情
心。我认为，我害怕的。就是承袭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传统思想。有一次，我看见一个
妇女在街上打她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干涉。我站在一旁，一动也没动，而真正的原因，
是我不喜欢那个小女孩。她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自我保护，所以我不喜欢她。1973
年，我父亲死于癌症，那是他退休六个月之后的事。他病倒以后。我们的关系多少有
些好转，我们宣布休战。他在临终荫，态度多少缓和一些，也比较镊和、敏感。我用
很多时间来照顾他。而母亲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他非常苟刻，不肯请个
护士在家照顾他。我父亲得的是肠疡，她真是折磨他，只有他服从的时候，地才给他
灌肠。最后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坚持一定要请个护士。她那样对待一个将死的人，令
我感到恐怖。我搬回家住，这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维尔纫：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我就像连接有罪者和无罪者的一个
中间环节。我感到有义务给无者老一个机会，有罪者已经有过机会了。我们是感到内
疚的一代人。或许我的女儿们有一天会为我感到自豪，不仅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而
且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也许她们还会把我当作她们想竭力仿效的人。这与我和父
亲的关系真有天攘之别。战争爆发前两年，是我父亲的黄金时代，所有激烈的事情他
都参加了—清洗冲锋队，逮捕浪潮。反犹太人运动”但他并不是你可能想象的那种魔
鬼。战争爆发时，他在后方活动，后到被占领地区，最后上东部前线。我父亲非常奇
特，是我所知道的最不爱讲话的人。这肯定是因为战争，以及他积极上前线之前的经
历所造成的。那才是他真正的伤残所在。爷爷在政治上影响了我。所有父亲应该告诉
我的妻，我都是从爷爷那里得知的。我年龄越大，提的问题就越多”我不是仅仅是静
静地在那里听地说。有一次我自然而然地谈到父亲。我知道他俩关系不好，父亲只是
在爷爷不在时才来看望他母亲。但那主要是父亲的事。我从没听爷爷说过一句批评父
亲的话。恰恰相反，他平常总说父亲能及时认识到自己与罪犯为伍，这样的人极少，
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这已毁了地，他今天成了一个绝望的人。有关父亲的每件
事，我都是从爷爷那里听说的。他年轻时的热情，他对纯粹的狂热效忠，以及他对爷
爷的仇恨和轻蔑。
我十四岁那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又一决开始谈起父亲。爷爷告诉我，
战时他在一个军需厂工作。他加入了一个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组成
的抵抗组织。他们试图破坏生产，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足将有关武器运输的消息
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同盟国。爷爷说，他在那个团体里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散发
传单，晚上往摇上写反纳粹的标语，偶尔也送一些不知内容的痘件。有一次，他把党
卫军正在寻找的一位同志缸了起来。但是一些大事，地对我说，他都是在结束后才知
道的。有一次父系回家休假，趁爷爷木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
传单。爷爷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炔惹上麻烦简直
是奇迹。木智怎么说，父亲在他甩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爷爷被捕了，一
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爷爷。我简直要
垮了，一句话也没说。不知怎么，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人告发另一个人，而他们
是一家人。那一天我发现很难正视爷爷。好像我对父亲的所做所为也有一份责任，替
他坚在那里，充满耻屏和内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当面闷问父亲：“你怎么能
对我做这种事？是的，对我。从此以后。我和爷爷在一起。再不会那么自由自在。无
据无束了。
当我终于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对父亲时，他用那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起身
离开房间。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事。父亲根本没有能力淡论这事。一个无话可说的
人。他只会说几句关于天气和食物的话。每当谈话涉及到政治，他就住一，毋亲也一
样，他其实是个很爱说话的人。
于是我只好这样了。高中毕业后，我继续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从爷爷那里受
的教育当然证明是非常宝贵的，六十年代的学用对我来说并不突捉。我参加工托派组
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向一些无名的杂志投寄政治文章。我们决心使工人和革命
学生实现历史性的联合。遗憾的是，我们想解放的是受压迫的群众对此不感兴趣，我
们去工厂时，他们还打我们。爷爷是1975年去世的。他差不多九十岁了。几个月后，
奶奶也去世了。1976年我父亲去世。在一年时间里，我失去了三个亲人只剩下母亲，
她现在还活着。
如今二十岁的青年当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绝大多数也肯定不是新纳粹。但他们
对于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反抗国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脏的，正派人不应做这种事。
似乎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要保卫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我提出控告。他
们木想听一个共产党人授课，他们觉得那不够客观。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是共产党。
他们说我总是强调共产党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
切。他们课后找我。让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他
们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
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回首往事。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
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
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
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
成了一名左派--令人不可思议、变化无常的历史。
爷爷从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东方集团的官僚们也没有用处，他一直是我的榜
样和积极的德国人的典范。我特别强调“德国人”。我没有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那样，
由于愤怒而与老一辈人产生隔膜。我爱那老人，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象征，说明“另
一个”德国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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